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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新闻
徐永光:影响力投资时代来了
时间:2013-12-16 来源: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访问量:1571
 

    社会企业,译自英文social enterprise。社会企业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不过二三十年,对其定义也有数十上百种。据《维基百科》释义:“社会企业与一般其他私有企业不同的是,它不只是为了股东或者企业的拥有者谋取最大的利润而运作。社会企业的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纯粹为了盈利。”换言之,社会企业是用商业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与非营利的公益组织相比,两者均以社会使命为先,但前者可以通过自身的运营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中国大陆早已有之的解决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就属典型的社会企业。大宝化妆品公司是北京市一家以吸收聋哑人为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明星福利企业,该公司现已为美国强生公司收购。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杜晓山创立农村小额贷款机构—“扶贫经济合作社”,2002年,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等人兴办培训中西部贫困妇女从事家政服务的富平家政学校,均可视为中国社会企业的早期实践。同时期,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马仲良提出解决下岗职工、弱势群体就业的“社会经济”新论,可视作社会企业的早期理论探索。


    格莱珉银行:社会企业的世界经典

    如果要找社会企业理论的开山鼻祖,需追溯到120年前美国的卡耐基。他在被奉为“慈善圣经”的《财富的福音》一文中激烈反对富人的“布施式慈善”,呼吁慈善组织应该给穷人带来创造财富的能力。他说:“假如富人把这笔钱平均分配给穷人,除了养懒人,还能有什么效果呢?方今百万富翁的罪恶不在于缺乏捐赠,而在于滥行布施。”

    事实上,布施式扶贫,依然是许多国家政府和NGO惯用的做法,“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循环,不知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财和慈善资源。终于有一天,一位孟加拉人颠覆了这种传统扶贫模式。他就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教授。

    20世纪70年代中期,尤努斯教授在得到福特基金会12000美元的资助进行贫困问题研究时,就试验性地给43位村民发放小额贷款,每笔贷款25美元。利用这些少量的钱,尤努斯的借款人有了稳定的收入,他们不仅能清偿债务,还能大大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小额信贷模式成功颠覆了传统银行的理论,即第三世界的农民根本没有个人财产,没有担保,不能成为可靠的借款人。

    福特基金会发现了尤努斯教授的扶贫创新模式,马上又给他一笔80万美元的资助。正是这笔关键的保证基金,吸引了其他金融机构加入合作,让格莱珉乡村银行戏剧化地发展起来。这家乡村银行自1983年成立以来,已向孟加拉穷人发放贷款45.7亿美元,资金回收率高达98.5%。现在,乡村银行有1300个分支机构,在48000个村子里有400多万名客户。乡村银行还发放房屋贷款,让孟加拉的穷人建起了60多万套新房。

    尤努斯教授当之无愧为世界社会企业第一人。从他的创新中,我们可以了解社会企业的一些基本要素:解决贫困这样的社会问题,可以不用发钱救济的办法,而是把救济变为贷款;不仅还本,还要付息,如果不收利息,银行还得靠救济,扶贫就不可持续。穷人借钱要还本付息,就必须去赚钱,就必须学习赚钱的本事,还必须勤劳,讲信用。市场化的手段和规则激发了穷人的创造力,帮助他们从根本上摆脱了贫困。

    孟加拉的妇女传统上屈从于男人,乡村银行赋予了妇女权利,95%以上的借款人是妇女。尤努斯还创造了“同伴团体贷款”联保方式,综合运用了朋辈压力和朋辈支持,让小组成员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去偿还贷款,创造了比美国银行还要高得多的还贷率。乡村银行贷款发放的公开性,以及要求借款人遵循为女孩提供教育、帮助自己的社区建学校等社会准则,让乡村银行取得的价值远远超出了金融利益范围,成为社会变革的引擎。

    经联合国推动,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扶贫模式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70多个国家模仿。根据联合国统计,到2003年就有6700万穷人从小额贷款中获益。

    小额贷款扶贫在中国落地的时间也不算短了。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去孟加拉向尤努斯教授“西天取经”,回国后创立了“扶贫经济合作社”,成为中国小额贷款扶贫“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和乐平公益基金会的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则后来居上,正以更大的投资规模推动中国小额贷款扶贫事业。

    在中国建立由NGO经营的乡村银行,是我们的期待。

 

    残友:中国的世界级社会企业

    2012年,代表英国社会企业最权威的组织—英国社会企业联盟把首次设立的“年度国际社会企业”颁给了中国深圳残友集团。残友集团是全球五个入围社会企业中唯一夺得此项桂冠的机构。

    主办方对残友的描述是:它是位于深圳的软件企业,通过雇佣残障人士帮助他们实现创业和就业。残友创始人之一的郑卫宁,在1997年同四名朋友一起创办残友,现在雇佣超过3700名员工。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社会企业,残友拥有1家基金会、8个社会组织和32家社会企业。

    在残友的构架里,资本、公益和商业形成三位一体的循环模式:非公募基金会控制着资本,并对旗下的社会企业绝对控股;社会企业的利润可以支撑基金会的运营,而基金会旗下的非营利组织则承担了对残疾人员工及社区的社会服务部分。

    1997年,身患重症血友病的郑卫宁在第三次自杀被救活之后,靠着母亲留下的30万用于输血的养命钱,来到深圳与几名残疾人一起创建残友,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他们没有任何外来资金援助可依赖,从只有一台电脑的打字小作坊做起,完全自我运营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和世界顶级技术水平。残友在软件开发领域已经通过了美国的CMMI5级认证。CMMI即“集成的能力成熟度模型”,是国际上软件业最权威的评估认证体系。连知名企业华为也只拿到了CMMI4级认证。残友是全球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小企业。

    在IT技术推动下的新知识经济时代,残友创业平台的员工—95%为残疾人—依靠“电脑+人脑”的工作模式成为优质人力资源,并使公司在专业技术领域形成全球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像大亚湾核电站、中国银行、华为这样一些对安全和技术指数要求相当高的企业,也都将业务交给了残友。目前,残友模式正在珠海、海南、湖南、新疆、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复制。

    残友的传奇,是创始人郑卫宁和他的残疾人朋友的传奇。郑卫宁说:“残友证明了网络时代残疾人在IT领域拥有天然的优势。残友人是在用生命编写程序。”郑卫宁把残友集团的利润分成两块使用,一块继续用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另一块通过基金会拨给9家公益机构,由这些机构为集团里的员工提供8小时之外的免费吃、住、洗衣、心理辅导、出行等社会服务。残友还建立了企业独有的“退养”制度。因为有些员工到残友三五年之后就不能继续工作,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而此时他们还无法得到国家社保参保15年才能享受的福利。残友的“退养”制度规定,员工无论在残友工作几年,在其不能工作后的有生之年,都可以从残友领到在职期间的最高工资额,直至去世。郑卫宁说:“只要是残友员工,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在残友集团入选2011年《慈善蓝皮书》的社会企业案例时,蓝皮书指出:“残友依托信息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挥残疾人的优势,开展了一场残疾人生存方式的革命,开创了一体两面的新型治理结构,形成了融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于一体的企业社区的独特社会企业模式,从而在极短时期内获得高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慈善蓝皮书》主编杨团说:“残友模式是对21世纪经济社会组织形态的重要探索。”

    尽管命运多舛,郑卫宁还在坚持他的理想。他给世界留下的不仅是生命的传奇,还有以社会创新改变世界的伟大价值。笔者曾放言:世界社会企业家,尤努斯第一,郑卫宁第二。下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应该是郑卫宁。

 

 

    黑暗中对话:一个教科书式的社会企业投资案例

    看不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盲人们怎样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香港“黑暗中对话”体验馆为参加者提供75分钟的收费导赏行程,让体验者在漆黑的环境下完成指定的任务,体验失明人士的世界。

    “黑暗中对话”由德国社会企业家海宁克博士在德国汉堡创办,通过提供一个完全黑暗的体验机会,帮助人们换位思考,理解视障人的生活和感受,从而获得对生命的全新感悟。目前,“黑暗中对话”在世界38个国家的170多个城市建有体验馆和工作坊,体验学习者超过750万人,为超过7000多位视障人士提供了工作机会。

    2008年8月的一天,香港企业家张瑞霖在汉堡体验了一回“黑暗中对话”,整个过程所带来的震撼让他惊讶不已—“‘黑暗中对话’就像打开了我人生旅途中一扇特别的门”。他决定将“黑暗中对话”引进香港。

    张瑞霖除了做企业,还有多年参加香港和内地志愿服务的经历,这让他看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与德国社会企业“黑暗中对话”创始人海宁克博士的一顿晚餐交谈,让他明白了社会使命是社会企业的核心内容,也理解了运用商业模式、进行市场经营是为了赚取更丰厚的财力去实践社会使命。

    从此,张瑞霖卖掉了年营业额达10亿港币的企业,带着几十年商场的管理经验,怀揣重燃的热情,迈进社会企业创业者的行列。从创业时只有1个员工,到后来20多个员工;从单一的工作坊,到面向不同市场需要的服务和产品;从聘请兼职视障人士,到雇佣几十个全职及兼职视障员工;从香港工作坊到上海、深圳工作坊⋯⋯“黑暗中对话”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张瑞霖最先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能让社会企业有效率、可持续,乃至能复制,他认为这是进行社会企业创业规划时面临的最大挑战。而首先需要突破的是观念。思考的结果是,他作出了一个非同凡响的决定:不要捐款,用募股的方式创办香港“黑暗中对话”。

    是募捐难吗?不是。在慈善文化发达、慈善资源丰富的香港,一个可以让盲人获得有尊严的就业岗位并通过他们的服务给社会带来光明和健康的公益项目,募集300万元的捐款并非难事。相反,要找到股东出资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出资人需要完全认同你服务社会的理念,这还不算最难的,最难莫过于要说服股东—这个项目不仅能服务社会,还能盈利,让投资增值—尽管投资人不是冲着赚钱来的。张瑞霖花了很大功夫写出一份《招股书》,内容从需求、目标客户、产品、定价、成本费用到企业竞争策略、竞争对手、市场风险分析,还包括业务发展规划和未来五年的财务预算。

    张瑞霖之所以坚持以募股的方式来做社会企业,就是要探索私人资本投资社会企业的创新模式,打开私人资本流向社会投资的通道。他知道,唯其如此,社会企业才能真正兴旺发展。同时,张瑞霖还要挑战一种观念:做公益的人就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他认为,在现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要建立成功的企业已经非常困难,要办好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更是难上加难。社会企业对于人才的要求高于一般的企业,对社会企业的从业者,特别是年轻的从业者,照例应该给予他们高于商业机构的待遇。如果是用捐款进行投资和“补血”的社会企业,给从业人员高待遇的后果是,必定会引来“变相分配利润”的指责。而用私人资本投资的社会企业,就不存在这种担忧。

    2011年,“黑暗中对话”营业收入达到800万,在弥补企业初创时投入的亏损后开始盈利。按照18名股东的约定,企业纯利的1/3为分红上限,其余留作企业扩大再生产。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主席谢家驹博士说:“社会企业可以分配利润,也代表股权明确,以及股份可以转让。我有不少香港朋友投资在一些社会企业上,他们很努力地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 并期望有一天它们能够分红,到时可以把股份转让给他人,不是为了牟取暴利,而是可以把资金放到另外的社会企业上。”

    坚持选择以私人资本投资社会企业,善用资本,实行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政策,收益可以有限分红,股权可以转让流通,以此打开私人金融资本向社会企业投资的通道。这是张瑞霖和他的投资团队创造的可资世界社会企业同行借鉴的经验。

 

    能不能分配利润:社会企业投资效率之惑

    笔者所在南都基金会在进行一次农民工子女教育公益项目公开招标时,发生过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评委对入围的12个项目进行评审打分,得分第一、第二名的项目分别来自两家私人开办的教育企业。从申请项目的性价比看,两家企业的效率远远高于其他公益组织。于是,这两个企业的项目获选,基金会把原定的资助合同改为购买服务合同。

    公益组织一般人工费用低于企业,也不分红,做同样的项目,照理成本应该比企业低。为何性价比还不如企业呢?是因为市场竞争机制所致。企业的产品是在市场上打拼出来的,拿不出好的产品,就不会有人掏钱购买,企业就得垮台。公益组织的产品多半是无偿向服务对象提供的,有胜于无,服务对象对质量不会过于挑剔;即便有偿服务,要价也不能高,这也反过来抑制了产品质量的提升。

    从上述案例可以引出社会企业投资模式、管理机制和效率问题的讨论。

    笔者五年前曾接触过南方一家优秀的民办培训学校。这家学校创办人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教育理想,培育了8万多名进城务工者,让许多生产线上的农民工转身变成了白领。学校在一个城市就开办了40个教学点,业务蒸蒸日上,财务运行良好。这本身已经是一家帮助农民工突破身份上升瓶颈且自身发展势头强劲的优秀社会企业,当地政府也给予很高评价。但有专家认为,要认定为社会企业,必须改制,变为“不分配利润”的非营利机构。学校创办人是一位有社会理想的年轻人,决意放弃个人投资收益,向非营利机构转型。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接踵而来的麻烦让这家机构很快陷入困境。先是学员不愿交学费了—“不是要改为不盈利的慈善组织吗?怎么还收这么高学费?”接着有人质疑:管理层薪酬太高,所谓非营利不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吗?学校要发展,需要投资开发新项目,一些理事会成员说,我们只是志愿者,不能为投资作决策,有了风险谁担责?道德绑架和理事会的不作为,让一个如日中天的社会企业几乎面临灭顶之灾。笔者了解情况后,坚决劝说创办人:“立即终止改制,否则必死无疑。”但此番折腾已令学校元气大伤,至今都没有缓过劲来。

    在2010年“香港社会企业高峰论坛”上,笔者以《中国内地社会企业发展模式选择之困》为题发言,对社会企业“不分配利润”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看法。

    笔者把社会企业分为非营利慈善型、非营利企业型、混合投资型、私人投资型四种投资类型,四类社会企业的目标都是解决社会问题,使命在先;区别在于前两类不分配利润,后两类可以分配利润。笔者又分别从投资结构、所有者、企业治理、财务收入、分配模式、激励机制、人力资源政策、产品定价、产品品质、管理效率、税收、注册登记、市场拓展力、可复制性等14个维度对四类社会企业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是:在市场拓展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非营利慈善型最弱,非营利企业型次弱,混合投资型较强,私人投资型最强。并指出,“理想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应该是,在社会收益为先的前提下,让创办人(投资人)把社会理想和个人发展的需求(包括经济收益)契合到一起。要让社会企业的理想不仅适合那些‘圣徒’,还要适合更多有社会理想、有能力的普通人。”

    这些观点即便在当时的香港,都很具爆炸性。香港社会企业领军人物谢家驹博士说:“你这些话在香港不好讲(政府担心讨论社会企业的定义引起争论,影响政府补贴资金的分配),但我要写文章做回应。”谢博士写了《梦想与困惑》一文,对“社会企业可以分配利润”的立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论之有据,立意高远。事实上,他本人就是“黑暗中对话”的重要设计者和投资者。

    私人资本投资的社会企业在中国大陆不乏成功案例。四川“兔王”任旭平,在“国际小母牛”资助下开始养兔,经过20年奋斗,发展成兔业“王国”,为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地农民说“要致富,来养兔;要脱贫,找旭平”。深圳残友郑卫宁,还有那个饱受改制折腾的培训学校的创办者,都是成功的社会企业家,他(她)们都是从商业资本投资模式发展起来的。某一天,在中国的社会企业中出现上市公司,成为资本市场的新星,我们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近年来,由一群科学青年创办的“科学松鼠会”,在科普领域颇有名气。这些年轻人试图按社会企业模式来追求自己的社会目标,但在机构定位为营利还是非营利模式的问题上,他们左右为难。因为有盈利成分,很难得到捐款支持;因为要追求公益性,市场资本不愿光顾。后来,他们把市场经营模式和非营利公益模式相剥离,其中营利部分名“果壳”,获得了1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非营利部分名“哈赛”,获得了“果壳”1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原来是你拉我扯的“连体儿”,现在变成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异姓”好兄弟。

    在社会企业最发达的英国,社会企业的复制也存在类似纠结。英国社会企业联盟2011年1月发布了一份名为《成长中的社会企业:社会复制调查》。通过对20家有社会特许经营计划的社会企业的深度访谈发现,社会特许经营陷入了某种“资金黑洞”:资助方不情愿给予捐赠,是因为“特许经营”含有商业意味;而资本市场则对于“社会”特许经营的概念、投资回报的可能性以及风险程度持怀疑态度。

    在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中,运用市场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实现财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谓“一个手段,三重目标”,各方观点几乎没有任何分歧。而在“能不能分配利润”的问题上,则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把“不分配利润”拿来做中国大陆社会企业的标准,是很不现实、乃至行不通的。一是,“不分配利润”意味着社会企业只能靠捐款投资,中国没有那么多捐款投向社会企业;二是,捐款投资的社会企业,型、质都很像过去的公有制小企业,其内部管理机制、社会道德绑架的压力和风险,都给效率提升、乃至正常安全运行带来难以逾越的障碍;三是,“不分配利润”还意味着社会企业拒绝私人资本的投资,而私人金融资本的投资规模和潜力,都将超善款的十倍、百倍。

    当然,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无疑是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作用主要是倡导和支持创新实验。在涉及社会企业投资时,应把公益性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混合经济型”及私人投资型作为优先考虑。由非营利组织独立投资创办的社会企业,建议吸收员工持股或管理层持股。毕竟,私人资本对于效率的追求,是公有资本所无法企及的,除非人性改变。

    一些为弱势人群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企业,其首要目标是为了人的尊严和发展,产品和市场竞争力则在其次。这类社会企业的发展仍需政府财政补贴和社会捐赠的支持,投资模式宜视情况而定。

 

 

    影响力投资: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

    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广告屏幕上,有一则很吸引人的广告:

    ◆股票看起来是衡量我们生活状态的最重要的指标,股票升值意味着开心,股票下跌意味着悲伤。但是事实上,除了金钱之外,收获和损失也有很多其他含义。

    ◆Triodos银行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但我们是最可持续发展的银行。我们投资那些能够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企业,例如:公平贸易、有机农业、太阳能、消除贫困、改善教育和卫生条件。

    ◆现在你可以选择成为我们银行的核心成员,投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追随你的内心,发挥你的才智。

    Triodos银行是英国著名的影响力投资银行。笔者造访这家设在苏格兰的银行时,行长自豪地介绍:因为有使命感的投资理念,使得这家“道德银行”在金融海啸中表现上佳,在许多银行倒闭的情况下,他们的股票则大受青睐,所增发股票很快被投资者认购一空。

    “影响力投资”—也称为“公益创投”或“社会投资”—的出现,已经有二三十年乃至更久的历史。福特基金会40年前推动创建基金会资产管理机构—“共同基金”(Common fund)、30年前资助尤努斯教授创建格莱珉银行,均属“公益创投”性质。据《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介绍,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先提出了影响力投资这一创新的投资概念,倡导资本通过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来做公益。2010年,摩根斯坦利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把影响力投资界定为资产类别的一种,由此奠定了影响力投资在投资界和公益界的地位。瑞士信贷认为,影响力投资是以创造可测量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目的且具备财务增值潜力的投资。用中国文化的语境表述,影响力投资就是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的投资。

    英国是世界上社会企业最发达的国家,该国影响力投资机构也门类繁多。Sell A Venture基金把那些寻找成长资金的社会企业与热衷于小额投资的人士聚集在一起,通过使用密集融资技术,并利用互联网社交网络,建立投资人与社会企业的联系,增强相互间的了解与信任。因为在英国的成功,他们正打算将业务拓展至其他国家。拥有1.09亿英镑捐赠基金和61名全职工作人的Un Ltd是英国为社会企业家提供个性化现金资助、实际支持和人际关系网的机构。16岁以上的英国公民提出的社会企业创新点子和创业项目,均有机会获得金额从1000~60000英镑不等的奖励。此外还有Catalyst(催化剂)基金和动力信托基金,则是为社会企业提供贷款的公益风险投资基金。

    2012年4月,英国首相卡梅隆推动成立了拥资6亿英镑的世界最大的影响力投资基金—大社会基金(big society fund),专门用于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基金的大部分来自于已停顿超过15年未使用的银行账户中的现金。

    美国政府对基金会的影响力投资给予了很好的政策鼓励。一家位于波士顿的名为“根源”(Root Cause)的影响力投资机构,专门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该机构的钱来自于基金会,而基金会为这些贷款所支出的资金,经美国联邦政府批准,可以计入“基金会的支出不得低于上年资产余额5%以内”的法定限额(中国基金会的公益支出需达到上年资产余额的8%)。由美国早餐麦片发明人威尔·基斯·凯洛格创建于1930年的老牌凯洛格基金会,过去的资金运行只有两个方向,一是无偿资助,二是投资增值。现在,这家基金会建立了一个由来自哈佛等名牌大学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创新团队,资金投向则由过去的两个方向变成了四个方向:原来用于资助的支出,现在变为无偿资助和贷款两个部分—对NGO的有偿贷款可以提高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贷款可以计入5%的支出额度;原来进行市场投资的部分,现在一部分用于有财务收益的影响力投资项目。这家基金会已经成为一家为中小学生供应营养午餐的社会企业的股东。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创立于1990年5月的多米尼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是美国第一个以社会性与环境性议题为筛选准则的指数。旨在为社会责任型投资者提供一个比较基准,并帮助投资者了解社会责任评选准则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多米尼400社会指数跟踪了精选的400家公司,其最初运作的10年(从1990年5月1日到2000年4月30日期间)的平均年收益率为20.83%,高于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年收益率的18.7%。

    打败标准普尔500几乎等同于打败市场。社会责任投资的良好理念对投资业绩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这与英国的Triodos银行有同工异曲之妙。评估数据极大刺激了美国社会责任投资市场的发展。美国社会责任投资资产从1995年的639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71万亿美元,并且在整个25.1万亿美元专业管理投资资产中,社会责任投资占到约1/9。

    中国的影响力投资已经初露端倪。从2009年开始,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与友成基金会、南都基金会合作启动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培训了超过1000名现有或潜在的社会企业家。有60多家机构通过项目下设的“优秀社会企业计划评选”活动,获得了中方合作伙伴提供的总计900万元人民币现金资助,以及非现金类的扶持资助。该项目发挥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动机”的功能。

    今年8月,主办方又携手增爱公益基金会、创奇玖玖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新湖-育公益创投基金、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LGT公益创投基金会以及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共同启动了“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的社会投资平台。社会投资平台面向全国社会企业开展创投竞赛,并为胜出机构提供培训和总额高达9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投资,以及来自投资机构导师团队辅导的机会。

    2012年10月,新湖-育公益创投基金在天津宣布成立。这个中国本土第一个影响力投资基金,由浙江新湖集团捐赠爱德基金会2000万元人民币公益创投基金中的750万和深德公益的250万组成。该基金集企业慈善捐赠、基金会社会投资和专业团队管理于一体,正努力探索公益使命和商业模式跨界结合的创新之路。目前,已经对自闭症儿童艺术康复及三秦低收入妇女的扶贫项目进行投资。

    囿于制度瓶颈,中国的影响力投资举步维艰。笔者在《万亿社会投资止于民非制度》(刊登于《中国慈善家》2013年8月号)一文中已经“揭秘”: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全国22万多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中,近80%集中在养老、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投资主要来自私人,但机构性质为非营利。依据现行法规,不仅这些机构的出资人不享有任何财产权,不能分红,连机构的财产权也不被承认,故不能以财产做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还不准设立分支机构,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五不”政策实乃“假私济公”,极大遏制了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亟需改革。

    按照社会企业的定义,中国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民办教育、医疗和养老机构,大部分就是社会企业。与国内不同的是,国外的民办(私立)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机构,基本是真正非营利的。100年前创办的哈佛、斯坦福大学都是捐款建的,美国排名前10的大学全部是非营利的私立大学。中国在设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制度时,没有那么多捐款,来的基本上都是商业投资,甚至上市公司也来办,是为了寻找投资机会。这样就有了20多万家民非。揭开民非产权制度的面纱,发现它们就是社会企业。这叫“歪打正着”。目前社会企业最发达的英国,才有6万家社会企业,民非制度改革,能让中国立马成为世界社会企业第一大国,还能吸引数万亿社会投资进入社会事业、产业。对于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拉动内需,扩大就业,推动国内经济的上行,有百利而无一害。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简政放权的发展目标中提出,要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和企业购买服务,努力做到政府办事不养机构、不养人,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也预示了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市场利好。

    一言以蔽之,社会企业,中国可以大搞;影响力投资,中国需要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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